我把这件事情向主管副总编辑姜志民做了汇报。他以一位职业老编辑的敏感，当即决定就这个问题在《黑龙江农村报》开展讨论，并同时向黑龙江日报社编委会汇报。当时在黑龙江日报社内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小报突破，大报稳妥”，即《黑龙江农村报》侧重报道探索性、突破性的案例、典型，作为省委机关报的《黑龙江日报》侧重宣传党的大政方针。6月6日，《黑龙江农村报》先行在头版头题刊发《七农民自办服务公司为何面临危机？ 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并配发了“编报人的话”，号召读者参与讨论。为了造成更浓厚的舆论氛围，《黑龙江日报》也向我们约稿。6月9日，推出了我和马骥老师共同署名的记者来信《产销直接见面为何这样难？》。

　　当年的《黑龙江农村报》期发行量高达60多万份，群众工作部每天都要拆开几麻袋的信件，需要两三个人分拣大半天。文章一经发表，哈尔滨郊区有着相同经历的农民陆续来到《黑龙江农村报》和《黑龙江日报》反映他们的遭遇，哈尔滨市民、省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致电支持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一时间信件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姜副总编考虑到我还仅仅是一个不满20个月新闻龄的新人，便找到“右派”摘帽不久的老党员、老记者马骥，让我俩一起继续跟踪报道。姜副总编对我说，小徐你很敏锐，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但是这个报道事关重大，难度将前所未有，还需要经验和智慧。另外你还没有入党，市委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时你也没有旁听和采访的资格。要多向老马学习。这个安排让我意识到报道的分量，同时也充满了激情和力量。我不是一个人面对强大的体制和惯性，黑龙江农村报编辑部在支持我，黑龙江日报社在支持我。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姜副总编所料，理越辩越清，改变却步履艰难。马骥老师和我先后走访了哈尔滨市农委、市商委，黑龙江省农委、省畜牧局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约见哈尔滨市委书记王钊，请他发表意见。在7月4日《黑龙江农村报》第1版发表了记者对王钊的专访，王钊书记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报的讨论。他说，对待经济改革，在大方向上，大家的思想是统一的，都是表示赞成的。但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这是个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干部站得高，看得远，不能以个人好恶和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为衡量标准，也不能用旧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他要求，打破独家经营，克服官商作风；支持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坚持改革，学会变通。省有关部门、哈尔滨市，以及省内各地市县党委、政府也纷纷表态支持流通领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