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抗联“一枝花”吕庆芳

富锦县县志办和县妇联通过采访，收集了她的有关资料，并写下这样的文字：

抗联“一枝花”名叫吕庆芳，是富锦抗日游击队的女指挥员。其实，“一枝花”既不年轻，容貌也不出众。当时她已年近40，又名李老太太，是个不识一丁、朴实端庄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

她性格豪爽，机智勇敢，不畏强暴，人们赞颂她犹如傲霜凌雪的一树梅花，敢在风暴严寒中巍然怒放；她深明大义，舍家为国，奋勇抗日，威震敌胆，成为三江平原一带遐迩闻名的抗日女英雄。

在东北抗联的队伍中，有不少女战士。她们和男战士一样吃草根、啃树皮，与日本侵略军殊死搏斗。由于战争环境的险恶，抗联女战士的牺牲极为惨烈，大批抗联女英雄阵亡在战场上。她们的生活充满着酸甜苦辣。抗联将领冯仲云对妇女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作用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十四年的苦斗，创造了东北人民为祖国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最光荣的一页历史，但其中有无数中朝女英雄女豪杰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在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中与男人并肩作战，驰骋疆场，在敌寇严密监视追逐搜捕下坚持进行着抗日救国的地下秘密工作。她们在战场上是英勇杀敌，在刑场上则慷慨就义，不愧东北女儿英雄的本色。她们在抗日救国战争中，其功勋是不亚于男子，是与男英雄在历史上共相媲美的。”其中，有一位传奇女兵，被誉为抗联“一枝花”。

“抗联一只花”是指东北抗联第六军富锦游击队的女指导员吕庆芳。她1897年生人。1933年，为躲避日伪警察的追查，吕庆芳全家从富锦县城搬到抚远县，丈夫李永业参加了抗联，吕庆芳则成为抗联的联络员。1936年，吕庆芳和长子李兴东、次子李兴亚参加抗联。她率领200余人的队伍，活动在头道林子、太平川、日新屯等地。1938年丈夫李永业在勃利被俘，被推进“万人坑”活埋。长子李兴东于1939年在漂筏河战斗中牺牲。1940年次子李兴亚去苏联学习途中于黑龙江畔被特务杀害。同年10月，吕庆芳转入富锦从事地下工作。1945年9月，她组织百余人的队伍，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6团第四连，吕庆芳任连长。1946年任富锦一区区长。1947年春任富锦县改造院（改造吸毒者）院长。1959年病故。

吕庆芳是怎样由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成为出色的指挥员和抗日英雄的？要从她怒打街丁，愤然出走讲起。

1933年，吕庆芳住在富锦城里清江门附近。这年8月的一天上午，她家来了一个收“保安费”的人，是街公所派来的。吕庆芳问：“什么叫‘保安费’？”那人说：“保护大家安全的钱就叫保安费。”吕庆芳说：“我不交那玩意儿。”那人问：“凭什么？”吕庆芳说：“我们不安全！”一个要收，一个不交，两人便争吵起来。收保安费的人出言不逊，并威胁吕庆芳：“怎么，你个老娘们儿也要造反吗？”吕庆芳被激怒了，没容分说，抽冷子上去给那人一个大耳光。那人还没来得及躲，吕庆芳又狠狠地抓了那个人的脸，抓得他满脸流血。那人想还手，吕庆芳转到外屋操起菜刀要砍他，他吓得破窗而出，仓惶逃走。

晌午，吕庆芳的丈夫李永业和17岁的大儿子李兴东、14岁的小儿子李兴亚回来了。吕庆芳把她打收保安费的人的事对丈夫和儿子们讲了。儿子们血气方刚，都说妈妈打得好，丈夫比较冷静，他说：“既然已经打了，就应该想想后路怎么办，挨打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迟早得来找别扭，我们怎么对付才好？”吕庆芳说：“他们不来找茬便罢，要找茬我就和他们对命，放倒几个白条！”李永业知道吕庆芳的脾气，她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李永业意识到，这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坐等必遭暗算，势必殃及全家，他想了个妥善的办法——搬家，离开富锦。可是吕庆芳却说：“不搬，看他们有什么章程！”李永业劝解说：“他们的背后还有保安团、警察署，我们手无寸铁，好虎抵不住一群狼啊，不能吃这个眼前亏。”李永业办好了迁移手续，吕庆芳考虑到不能连累丈夫和儿子，满怀愤怒随同全家迁徙抚远。

在抚远，李永业结识了一些抗联同志。不久李永业参加了抗联，吕庆芳便成了抗联的联络员，她家经常接待抗联的指战员，给抗联提供情报。

1936年12月，抗联六军戴鸿宾师长带队伍从富锦到抚远。戴鸿宾发现吕庆芳是位不寻常的女同志，称赞她粗中有细，有胆有识，是“深明大义，关心国家兴亡的女同志”。

在戴鸿宾的开导下，吕庆芳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联军，开始了戎马生涯。她的大儿子李兴东这年20岁，小儿子李兴亚17岁，也都跟随她参加了抗日联军。因之被称为”抗联之家”。

为了学好军事本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39岁的吕庆芳下大气力学骑马，练枪法。骑马，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家门的中年妇女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关。可是吕庆芳性格倔强，藐视困难，起早贪黑，勤学苦练，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可是她毫不气馁，爬起来，再骑上去，继续练习。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能熟练地跃上跃下，策马疾驰，同时也练好了枪法。正如戴鸿宾所预料的那样，吕庆芳参加抗联不久，便成为抗联中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她带领近200人的队伍，出没于抚远、饶河、同江、富锦、宝清、勃利等地，经常给日本侵略者以突然袭击。

吕庆芳拉起队伍，但枪支不足，这要从敌人手中去缴获，而且只能智取，不宜强夺。吕庆芳和大家商量，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她同另外两名男队员扮成“打花案”的人，到二林警察分所“打官司”。其中一名年岁比较大的战士扮成她的“丈夫”，另一名扮成“奸夫”，说丈夫抓到奸夫，连同女的一起到警察分所“打花案”。一路上，吵吵闹闹撕撕打打。警察们见到这个高身材、大眼晴的中年妇女“打花案”很感兴趣，都来寻开心，凑热闹，你说他逗，嘻皮笑脸。结果又引来一些人在警察所外面趴窗倚门听声、看热闹，看热闹的人中多数都是抗联战士。待时机一到，吕庆芳一使眼色，这些抗联战士便一起涌进警察分所挂枪的屋子，迅速地缴了他们的枪械，吕庆芳和战士们在欢笑声中凯旋。

在富锦县，有个由日军组成的游击大马队，是专门对付抗日联军的，队长叫渡边。此人上过军官学校，会柔道，会剑术，是个暴戾凶残的家伙。他以马队行动灵活、迅速的特点，突然袭击抗日联军。其部下也都崇尚“武士道精神”，打起仗来耀武扬威，“顶烟上”。渡边游击大马队，是富锦抗联的一支劲敌。当他听说抗联“一枝花”的枪法好，双手会打枪，便要两军对垒，摆开战场斗斗枪法。

一天，渡边派人到对锦山下的日新屯给“一枝花”下“战表”，要求决战。吕庆芳没出面，由一名战士接待。按吕庆芳的主意，答复某日某时在西安村的北下坎决战。

吕庆芳胸有韬略，指挥有方。她想到，两国交兵决非个人格斗，更不是比武打擂，不能顺从敌意，更不能中渡边的诡计，而是要让敌人听从我们的摆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要避其锋芒，不同敌人硬打硬拼。她知道渡边是个傲气十足的疯狗，要利用他这个弱点，激怒他，使他失去理智，找好战机，选择对我有利、对敌不利的地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力挫凶锋，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到了吕庆芳约定的那天，渡边果然按时赶到北下坎，可是未见到“一枝花”的队伍，却接到从万宝屯转来“一枝花”的一封信，内称，因故改为某日某时在李花马屯南决战。到了第二次约定的时间，渡边又赶到李花马屯南，可是仍不见“一枝花”的队伍，又接到由李花马屯转来“一枝花”的一封信，说是因为某种原因，改为某日某时在头道林子屯决战。此时的渡边完全被激怒了，恨不得一口吞下这个抗联的“一枝花”。当他策马领兵由李花马屯慌忙奔向头道林子屯的时候，在中途转心湖畔沼泽地带却遭到吕庆芳队伍的伏击。吕庆芳开了第一枪，她先将渡边的战马打倒，渡边立即跌下马来，他气急败坏地几次组织冲锋，都被吕庆芳和她的游击队员击退了。到头来，渡边以他的一匹爱马和部下数颗“忠灵”的代价结束了这场战斗。

抗日队伍的战斗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日本侵略者在富锦搞“归屯并户”，用居住证明书限制老百姓的行动。每个部落里都豢养着警察、特务监视老百姓，企图把抗联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孤立抗联。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常常是住在荒无人烟的大草甸子和苍凉的树林里。冬天天气冷，夏天蚊子咬，是难以忍受的，一年四季经常缺吃少穿。在艰苦的岁月里，吕庆芳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同志又是领导者要求特殊待遇，而是吃苦在前。她经常利用休整时间给战士们做鞋、补衣服、烧饭等。她经常教育同志们：“革命战士吃苦是光荣的，抗日斗争是有前途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她和战士们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1938年，在勃利的一次战斗中，吕庆芳的丈夫李永业被俘，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推到万人坑活埋了。

在丈夫就义的第二年，吕庆芳年仅23岁的长子李兴东在漂筏河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1940年夏，上级为了培养吕庆芳的小儿子李兴亚，送他去苏联学习，在路经黑龙江畔时被特务发现，不幸遇难。这年李兴亚年仅21岁。

三个亲人相继以身殉国，这对她来说是极其沉重地打击。她悲痛万分。但这也更加激起吕庆芳对敌人的仇恨，在战斗中她更加英勇果敢，冲锋在前，狠狠打击侵略者。

1940年，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上分配吕庆芳留在富锦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组织地下部队。吕庆芳虽然经过了4年的戎马生活，但仍不失其劳动妇女的本色，一经解甲，全然是个农村妇女的样子。那一年，她43岁。

过去敌人只闻“一枝花”之名，并未见过其人。她以一个农村妇女出现很便于隐蔽，又有广大群众做掩护，对做地下工作是很有利的。吕庆芳可以在日兵和警察的眼皮底下公开活动。“李老太太”用“走亲戚”、“串门”等方式，活动于头林、太平川、杨家围子和对锦山一带。有时是某某人的“姨母”，有时是某某人的“大姑”……人们对“李老太太”感情是那样真挚，“舅妈”、“姨”、“姑”等，叫得是那样亲切，不知内情的人，谁也看不出假来。敌人也觉察到在太平川、头道林子、对锦山、杨家围子一带有人活动，便派出特务四处侦察，但毫无结果。日本侵略者只听“辘护把响”，不知“井”在哪里。直至1945年“八一五”时，“一枝花”才公开露面，呼啦一下子组织起一个200来人的队伍，一举消灭了残存的零散日本兵。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上级派来的领导尚未到达，这时土匪作乱，伪警察、特务和不法地主分子蠢蠢欲动。“一枝花”便挺身而出，负责富锦的治安保卫工作。当时没有经费，她就将自己家仅有的一点土地和部分浮产卖掉，把多年积蓄的钱也都拿出来作为建立地方武装的经费。没有枪，她就领着几个抗联战士到附近村屯收缴枪支。当她听说兴安屯伪协和会长、号称东霸天的恶霸地主赵荣有枪，便不顾危险，赤手空拳只身闯入地主赵荣家，收缴了3支枪。敬安屯有12户藏枪，听说“一枝花”要收枪，都不敢违抗，一齐把枪交来。他们总共收缴30多支枪，从而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

后来，县长杨振奎回富锦，吕庆芳便将自己带领的部队与杨振奎带来的部队合并，编为民主联军二十六团，吕庆芳任第四连连长，48岁的吕庆芳又开始了她的战斗生活。

富锦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吕庆芳被选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46年被任命为一区区长。1947年春，吕庆芳任富锦镇改造院院长。她说：“过去我们能够打天下，现在也要治好天下。”

吕庆芳由于战争年代历尽艰辛，积劳成疾，于1959年因病逝世，时年62岁。

吕庆芳只是众多的抗联女战士中的一员，她身上的深明大义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却代表了抗联女兵的所有品质，她们在东北这块沃土为抵御外敌、保卫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所演绎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时刻警醒着后人铭记那段历史，铭记那些人。

           (选自《东北抗联纪实》 ,  本文发表在《世纪桥》201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