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民,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汤原中心县委保卫部部长、下江特委特派员、富锦县委书记及联军办事处主任、绥滨县组织部长等职。1938年,刘忠民不幸被捕,面对严刑拷打,他毫不屈服。他组织狱友成立“反帝牢狱会”,在狱中继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1945年秋哈尔滨解放后,刘忠民在“北满临时省委”中负责军事工作,为解放初期哈尔滨的党的队伍建设及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同年11月,李兆麟在哈尔滨市政府会见刘忠民,称赞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并送给他“铁骨忠魂”四个大字。
一
刘忠民,1910年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给地主干活。少年时期,他还经常给说书算命的盲人舅舅带路,四处游荡。在鸭绿江沿岸,刘忠民目睹了朝鲜人民的不幸遭遇和朝鲜独立团为祖国光复进行战斗的情况。面对朝鲜人民的苦难生活和顽强斗争,少年刘忠民深感震撼,他认识到:“国家不能亡,人不能当亡国奴,要是当上了,就是死也得拼!”就这样,“热爱祖国、不当亡国奴”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占领东北三省。此时,刘忠民一家已迁居汤原。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下,这里抗日救国运动十分活跃。县委组织了粉笔队、化装讲演队等宣传队以书写张贴标语、撒传单、文艺宣传、讲演等方式,在贫苦农民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刘忠民参加了宣传队经常跟随一些党员、团员到处宣传抗日思想,号召乡亲们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久,他加入当地的“反日同盟会”。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刘忠民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刘忠民是宣传队里的积极分子,常受到领导表扬。在宣传队的宣传鼓动下,到1932年夏季,汤原地区广大民众被发动起来,在汤区、洼区、格区,萝北的鸭蛋河、富锦的安邦河等地相继建立起反日同盟会,党团组织也得到了发展。
1933年,刘忠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汤原中心县委保卫部部长。他组建了抗日救国会,发展游击连,创建人民自卫队和青年救国军,有力地配合了抗联大部队与日本侵略者的作战。
在此期间,刘忠民还到一些抗日山林队中做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1935年冬,东北山林义勇军首领祁致中率部至汤原县境内,要求面见中共汤原县委领导。中共汤原县委经研究决定派刘忠民面见祁致中。
在祁致中部队驻地尹家大院里,刘忠民会见了祁致中,二人见面后祁致中紧紧握住刘忠民的手,竟高兴得落下泪来。交谈中,祁致中再三表达对共产党的向往之情。他说九一八事变以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他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忠民详细了解了祁致中的经历,并向他阐明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祁致中受到很大鼓舞。之后刘忠民又对祁致中说:“根据你个人的表现,对敌作战出生入死,又积极主动地寻找党组织,入党要求是可以考虑的。但理论认识还需要提高、需要学习。”
回到县委,刘忠民向党组织汇报了他们谈话的情况。组织上决定对祁致中做进一步考查,于1936年2月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刘忠民深入细致的宣传鼓励下,很多汤原县当地的知名人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伪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刘铁石、伪自卫团团长张传福、开明地主黄有等都是在他的启发下,参加了抗日运动。这些人投身革命后,为抗日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
1936年3月,中共汤原县委决定适时袭击鹤岗矿山。若能成功,不仅可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破坏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的罪恶行径,还可以扩展游击区,扩大抗日影响,吸收工人壮大抗日队伍,夺取机械设备和钢材,为成立后方兵工厂创造条件。为此,汤原县委决定先加强鹤岗矿山地下党的工作,为袭击矿山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于是县委安排刘忠民承担这项艰巨任务。他到鹤岗矿山后,积极研究建立矿山党组织的问题,两个月内发展了十几名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和三个党小组。在矿山机械厂、矿井队的矿工中发展了300多名救国会员,其中有50名机械和电气工人、技术人员,还有20多名矿警。
5月,刘忠民认为前期工作己近成熟,于是拟定了接应游击队袭击矿山的方案。战斗打响后,他按照计划,(组织群众顺利接应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攻打兴山、夜袭警察队、攻占警察队事务所、炸毁吊桥、解除矿警武装)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刘忠民周到细致的前期工作保证了这次袭击行动的顺利进行。
1936年6月,刘忠民任中共下江特委特派员兼富锦县委书记及抗日联军办事处主任。当时抗日环境极其艰苦,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服装等物资。他与抗联独立师师长祁致中等研究决定,在七星砬子建立后方根据地,成立修械所、被服厂、学校等。经过秘密组织人力、购买设备,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建厂工作。因此,后方根据地为抗联大部队提供了许多装备,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打击敌人。
1937年7月,中共绥滨县委成立,王永昌任县委书记,刘忠民兼任绥滨县组织部部长。他和县委其他成员相互配合积极工作,为地方和抗联部队培养干部,使绥滨的地方抗日武装不断扩大。同时他参与组建绥滨、绥东、萝北三个区委,亲自组建了横头山党支部。在此期间,绥滨县党员人数不断增加,中共绥滨县委配合抗联部队,多次参与战斗并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绥滨地区的抗日热情。
三
193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忠民在曲家窝棚被捕。敌人先后用金钱、封官等手段诱其招供,他坚定地说:“我什么都知道,都在心里,就是不告诉你们,想让我当叛徒那是妄想。”敌人又用灌辣椒水、鞭打、上老虎凳、割肉等狠毒手段企图迫使他招供,他坚贞不屈地回答敌人:“落到你们手里,就没想活着出去,想看看共产党的骨头硬,还是你们的刑具硬!”敌伪档案记载,“刘忠民是他们抓到的共产党中最顽固的一个,无可救药”。最后经伪第四军管区法院,判处刘忠民无期徒刑。
1939年4月,刘忠民被转押至哈尔滨道外监狱。在狱中刘忠民一刻也没停止工作,他与同时转押来的中共清原县特支组织部长任桂栋秘密串联政治犯边振华、包敬和(蒙古族)、工业大学地下党员蔡景田、电业支部党员王景侠、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王大可,还有唐克义、樊继光、樊继才等同志,成立了道外监狱“反帝牢狱会”。该会的宗旨是,向敌人争取对政治犯“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反对迫害,改善伙食和劳动居住条件”。在刘忠民等人的领导下,“反帝牢狱会”对狱方展开有计划、有目的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刘忠民又在狱中秘密组织成立三个暴动队,准备暴动出狱。但他1941年被转押到香坊监狱,道外监狱的暴动未能成功。
香坊监狱是日本人设计的,从外观上看像一座大工厂,可容纳在押犯二千余人。这里关押的“政治犯”占20%左右,都是被捕的共产党员、团员、反满抗日分子和爱国群众。刘忠民在香坊监狱中与王德福、周维斌等同志秘密联络狱中党员,成立香坊监狱“反帝牢狱会”;团结狱中各阶层人士(包括看守),搞好统一战线,和日寇及为日寇效忠的伪看守做斗争,继续开展反日斗争。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侵略者感到自己末日已近,有的监狱开始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为此,刘忠民一方面以“反帝牢狱会”的名义通知难友们做好同敌人决一死战的准备,一方面加紧对狱警做思想感化工作。
1945年8月15日,哈尔滨解放,刘忠民等关押在香坊监狱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出来。出狱后,刘忠民同周维斌、张观等20多名狱友研究决定必须尽快找到党组织。8月20日,周维斌、张观等人与哈尔滨卫戍司令部的苏军取得联系,8月27日,刘忠民与周维斌、张观等20多名狱友搬进“东光寮”。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开始抢夺胜利果实,哈尔滨的国民党分子也大肆活动起来。针对这种情况,包括刘忠民在内的“东光寮”的同志们召开全体会议,研究认为:为了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时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应主动开展党的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在“东光寮”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刘忠民负责省委的军事工作。他积极组建党的军队,努力扩大队伍,维持哈尔滨社会治安秩序,为哈尔滨解放后能迅速成立第一支人民武装——哈尔滨保安总队打下了基础。
1945年11月23日,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市政府会见刘忠民,称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并挥毫写下“铁骨忠魂”四个大字送给他。
四
1945年11月末,刘忠民随同胶东部队踏上北去的列车,回到他曾战斗过的合江地区,先后被任命为合江军区独立支队副队长、合江军区独立团政治部主任。
1947年3月,刘忠民调任萝北县县长。当时萝北地区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刘忠民积极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清除匪患。刘忠民还领导全县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凭老抗联的名义,夜间乘小木船过境到苏联,与苏联方面秘密交涉,为萝北县争得捕鱼权。
1948年,刘忠民转业到合江省工业厅,任合江省黑背金矿局局长。他组织广大矿工,努力生产,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和地区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刘忠民先后担任国营松江化学厂、国营松江胶合板厂副厂长。他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经济工作。他在抓生产的同时,特别关心职工生活,处处为职工着想,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深受职工的欢迎和爱戴。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抗战时期的被捕经历,刘忠民被造反派打成叛徒。对此他毫不惧怕,他坚信党一定会还他清白,自己迟早会被平反。一次,造反派召开全区批斗“走资派”、“特务”、“叛徒”万人大会,受批斗者上台都要报自己的罪名。轮到刘忠民上台报名,他坚定地说:“我叫刘忠民,是共产党员,没什么罪名!”他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参加大会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刘忠民凭着对党的信任和对祖国、人民的无限忠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党终会还他清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为刘忠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改革开放后,虽然已是夕阳之年,但刘忠民仍然坚持工作。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撰写回忆录、提供口述史资料,为国家和人民继续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989年2月,刘忠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9岁。□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